摘要：“新文科”不只代表着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并非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这一概念有更早的来源，并与“超学科”概念有相通之处。而“超学科”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这使得与“超学科”相通的“新文科”不仅意味着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代表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打破学科与非学科界限的新型研究和教育。但当需要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复杂问题时，超学科也是不够的，因为它还需要跨越种族、文化、制度、国家地区等之间隔阂的合作，这就需要“超学科”视野与“共同体”思维的结合。当今的“新文科”建设需要思考与“超学科”和“共同体”的关系，以促进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创新性研究与教育。
关键词：新文科；超学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共同体
作者简介：赵奎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本文是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与艺术学类研究生创新培养研究”(2020KT08)、2019年江苏省“社科英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自从“新文科”在我国语境中提出以来，国内各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很多，这些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文科展开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文科意味着学科之间一种深度的交叉融合。新文科的确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但它不止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还包含着一种“超学科”视野，意味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新型研究与教育。但这一重要观念在现有讨论中尚未得到凸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对新文科这一概念的提出缺乏正本清源式梳理，以至人们在谈论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时存在一些错讹，无法看到它与“超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无法看到共同体思维对于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这里试从“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为起点，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梳理。
一、“新文科”概念的提出
目前在对“新文科”的讨论中，很多人都谈到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来的。①也有个别学者质疑这一说法，把“新文科”的活动往前推溯到强调“两种文化”融合的“沃勒斯坦小组”，②但从该小组发表于1996年的《开放社会科学》报告来看，他们也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只是谈到了“新社会科学”(new social science)。③实际上据希拉·托拜厄斯(Sheila Tobias)一篇《回顾1980-1990年的新文科倡议》的报告，这一概念应该在1980年就由美国“斯隆基金会”提出来了。报告中说：“任何为文科生定义和整合有关工程和技术的课程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一个主要前身，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倡议(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其在1980-1990年之间斥资2000万美元，定义、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课程和项目，将技术和定量素养纳入古典文科的研究领域。”④另据1982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短评《文科的新出路?》，美国学者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于1981年就已经出版“新文科”小册子了。因为这篇评论中谈道：“斯蒂芬·怀特先生去年出版的名为《新文科》的小册子引起的骚动至今仍未平息。”⑤而怀特也正是“新文科倡议”的一位激进的参与者。新文科在美国的出现与人文学科遭遇的危机有关。自“新文科”提出以来，尤其是在新文科倡议的十年计划期间，美国教育界对于这一概念有不少讨论和实践。据《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报告，“新文科项目的第一批补助金是在1982年到1985年年底发放的，总共大约有1200万美元被拨给了这个项目”。⑥
201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开始进行重组，2018年，希拉姆学院院长洛里·瓦洛特(Lori Varlotta)发表《为新文科设计模型》的文章，对他们的做法和理念进行总结，力图使希拉姆学院“成为一个综合学习、高影响力经历和正念技术的典范”，⑦使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实践得以广为人知。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内不少学者在谈到新文科这一概念的来源时，都说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美国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实践离这一概念最初提出已将近40年了。在这几十年间，有关新文科的研究也在进行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都曾出版“新文科系列”的研究专著。如出版于1984年的《语言的生物学视野》，就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文科系列”(New Liberal Arts Series)。⑧据希拉·托拜厄斯的回顾，斯隆基金会计划在1980-1990年间，资助10部相关研究著作出版。
“新文科”的概念在我国是于2018年正式提出来的。2018年8月份，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⑨2019年2月26日，在教育部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介绍道，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⑩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又更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而“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⑪
新文科在我国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自新文科在我国语境中提出以来，目前国内各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很多。但新文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文科意味着一种学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尤其是文科与理科、人文与科技的融合。这一点确实也是新文科在西方最初提出时的主要内涵。最早出版《新文科》小册子的斯蒂芬·怀特认为，“如果忽视数学和计算机语言，文科教育就不再完整”。⑤塞缪尔·戈德堡(Samuel Goldberg)在《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报告中也指出：“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旨在鼓励在大学课程中把定量推理和技术放在中心位置。它认识到，现代素质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悉他们所生活的技术世界，并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定量方法、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及技术思维模型的应用有经验和适应能力。”⑥我国13部委在启动新文科时，也明确提到“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由此可见，在新文科要使文科与新科技革命相融合这一点上，国内外各界已形成了共识。但“新文科”不仅意味着文科与新科学技术的融合，或者说文科与新技术的融合不是最终目的，学科交叉融合是为了“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为了更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超学科”的目标，这也使得“新文科”概念与“超学科”概念具有相通性。
二、新文科与“超学科”视野
从前面梳理可以看出，“新文科”这一概念在西方已有近40年的历史，新文科的最初内涵主要是使文科教育与新科学技术相结合，给学生提供一种综合的跨学科学习。但新文科从最初提出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止于原来的“跨学科”含义，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视野。但“超学科”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并不比“新文科”概念晚，而是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由欧洲学者提出来了。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新文科”这一概念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受到“超学科”概念的某种影响，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罢了。“超学科”不是彻底地超越学科，不是让学科消失，而是代表着一种最高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超学科”不同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因为无论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还是“跨学科”，涉及的都还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事情，但“超学科”不仅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包括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还包括专业内学者与“专业外”的各行各业人士的跨界合作，因此它代表着一种更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跨学科”。⑫
但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超学科，都不是为了学科本身，超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教育和研究中由于专业分工导致的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因为“超学科性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⑬就像《超学科手册》序言中所说的：“在一个以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为特征的世界里，越来越需要科学来帮助解决持续的、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一些目前众所周知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还包括贫困、安全和治理等相关问题。”⑭这样的复杂问题，显然是单一学科或仅仅是学科内的研究难以解决的。“因为没有一门单独的学科或单独的知识分支有希望为我们文明中令人生畏的问题提供突破性的解决办法，例如：贫困、自残的疾病、不平等的食物和水的分配、气候控制等等。”⑮而现代以来的研究、高等教育以及一般的社会机构的持续分化，又加深了这一困境。而一般的“多学科”研究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多学科研究从学科范围的认知入手，但每一门学科都以自我控制的方式运作，各学科之间几乎没有交叉影响，也没有结果上的协同作用”。⑭“超学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的。
超学科的提出受到系统论的影响，但其目的是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因此，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于1972年提出“超学科”这个术语时，他设想的是一种以知识整合为导向的、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复杂性的系统理论方法。他说：超学科涉及教育/创新体系中所有学科和跨学科之间的协调，其基础是一种广义公理(从目的层次引入)和一种新兴的认识论模式。⑯他根据超学科的理念，在对整个社会规划的创新中提出对大学结构的重组，使之成为一个面向“增强社会持续自我更新能力”的教育/创新系统。这个系统由四个层面组成：经验性(物理无生命世界、物理有生命世界、人类心理世界)、实用性(物理技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规范性(社会制度设计)和合目的性(意指价值)层面。⑯在这个系统中，价值观至为关键，它涉及教育创新系统各级的活动，并使这些活动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在1979年出版于美国的《跨学科论文集》中，美国哲学家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也“将超学科定位于科学的哲学和教育维度”，并“将这一概念与一组科学家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科学家致力于系统地确定如何克服专业化的负面影响，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社会相关性。”⑭
由此可以看出，“超学科”是一种系统观念影响下的，起于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的，反对将科学与社会、知识与实践分裂，反对专业化、学科化导致的知识的碎片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知识生产方式和新型教育理念。超学科不是对学科性的彻底否定或抛弃，也不是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代表着一种最高层次的“跨学科”。它是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在超学科或相关术语的定义中，有四个核心关注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第二，学科范式的超越与整合；第三，参与式研究；第四，寻求学科以外知识的统一。”⑭像前面提到的生态环境问题，贫困、治理问题，以及目前所遭遇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显然都属于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学科范式的超越与整合，需要许多学科、许多机构和各行从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因此也都需要这样“超学科”的创新研究和教育。
随着超学科概念的发展，超学科教育在西方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语境中。哲学、文学、历史、人类学、地理、宗教和区域研究等都被赋予某种超学科的特征。“超学科的标签也出现在其他教育领域，包括和平与安全研究，生态与环境研究，艺术和工程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的超学科科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内涵。超学科科学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跨学科研究形式，它为定义和分析人类健康和福祉中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制度因素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框架(Rosenfield，1992)”。“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CIRET)正在发展一种由“科学复杂性世界观”决定的“新的思想的普遍性和教育的类型”。而雅克·德洛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上则提出了当代学习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存，学会做人。”⑭由此可以看出，“超学科”教育在国际世界中的进展，也可以看出，超学科研究和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理论解决目前教育和研究中由于专业分工导致的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以让人类更好地共同生活、共同存在下去。
“超学科”在西方的提出虽然远早于“新文科”概念，并且它的提出也不是为了专门解决传统文科所面临的危机，但从新文科提出时的一些看法和美国希拉姆学院组建新文科时的一些做法，可以明显看出“新文科”与“超学科”的联系。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包含四个要素，其中两个要素是：综合专业(Integrated major)和相关核心课程(Coherent core)。希拉姆学院院长瓦洛特在《为新文科设计模型》中说：“明年之内，我们计划对希拉姆学院现有的核心课程进行全面检查，并牢记这些目标。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不同学科如何处理重要问题，新文科要求学生选择一套相互关联的核心课程，以应对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挑战。我们的话题很有趣，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国际市场经济，以及食品、水和医疗保健，等等。”⑦由此可以看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与超学科的理念是根本相通的。无论是新文科还是超学科，都提出当今的教育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而复杂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才会遇到，而是全人类都会遇到的。那种具有“超学科”视野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因此也是哪个国家都需要的。只不过有些复杂问题可能是特定国家遇到的问题，有些复杂问题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当要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复杂问题时，仅有“超学科”视野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引入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至“宇宙生命或生态共同体”建立的“共同体”思维。
三、超学科与“共同体”思维
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当今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⑰2017年，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提到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问题。“共同体”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共同体”问题实际上正联系着国内国际的复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回顾中国五年来的伟大成就时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又谈道：“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⑱
这里提到的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挑战，包括发展不平衡问题，脱贫攻坚问题，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新安全观问题，国际新秩序问题，全球治理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哪一个不是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问题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甚至不是仅靠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能够解决的。同时有一些重大复杂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如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全球安全等。这就不仅需要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内的“超学科”合作，而是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学科之间、学科内与学科外之间的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就不仅需要超学科理念，而且需要跨文化、跨文明、跨制度、跨意识形态合作的“共同体”思维。就拿这次全球突发性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来说，这不是医学学科单独能够解决的，也不是能够仅靠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合作解决的。这是一个由政党、政府、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全体民众等共同参与、齐心协作才能完成的艰巨行动。同时，对于这种全球性的重大流行病来说，也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而是需要跨越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偏见，各国的专家、政府、机构、民众联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打胜这场战役。同时，这场疫情也让我们更切实地感受到需要认真思考人类与动物、与自然以及所有存在者和谐共生的关系，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宇宙生态共同体”。
因为在当今时代，如果人类不关心那个“包含人类但又不限于人类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⑲的更广大的宇宙生命或生态共同体的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很难建立的。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天地境界”，也是指人“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称‘宇宙公民’。”作为“宇宙公民”，人类就不仅要为人类谋利益、谋福祉，人类还要考虑“为宇宙的好处”做事情。⑳ 冯友兰所说的这种“宇宙公民”，特别像今天所说的“生态公民”。这个“大全”的宇宙整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宇宙生态共同体”。“天地境界”，不是不讲道德，而是遵循一种更博大的施及天地万物或称“宇宙公民”的生态伦理道德，为一个更广大的“宇宙生态共同体”的建立而做各种事。但无论什么样的共同体建立，都既需要“超学科”视野，又需要“共同体”思维，来解决更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问题。
一般地说，当需要“a)把握问题的复杂性，b)考虑到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认识，c)将抽象的和具体的案例知识联系起来，d)构成促进被认为是共同利益的知识和实践”时，⑭就特别适合运用超学科的理念和范式。战胜全球性重大流行性疾病，显然需要“把握问题的复杂性”，需要“考虑到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认识”，这显然也是在促进构成“共同利益的知识和实践”。因此需要引入“超学科”的视野。而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分裂和对抗来看，仅有“超学科”视野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共同体”的思维。超学科致力于打破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来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共同体思维则力图打破种族(甚至物种)、文化、制度、国家、地区等之间的隔阂，把全世界、全人类甚至所有存在者联合起来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但“共同体”和“超学科”的根本目标又具有一致之处，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促成更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共同体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抹平差异、消除身份的同质化世界，而是要建立“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的世界。而超学科也不是没有任何边界的同质化合作，而是旨在“打破知识的界限，修复文化的鸿沟和防止学科的分裂”“目的是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边界的在任何水平上的统一的同质融合”。⑮二者结合起来无疑对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复杂问题，对促进全人类甚至全体存在者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当今研究和教育的重要转变，不只是文科研究和教育如何适应和运用新技术，以便在一个技术世界里更好地生存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如何利用新科技，以一种“超学科”视野和“共同体”思维，在一个人与人、国与国、人类存在者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复杂世界里，共同面对和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以促进人类和所有存在者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存在、共同福祉的问题。这是当今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报告，也正是在呼唤和促进这种面向复杂问题的教育理念的转变。报告中说：“当今世界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变化引发了紧张不安。人们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培养个人和社会掌握适应变化并做出反应的能力。”又说：“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向往，迫使我们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消除普遍存在的矛盾，同时拓宽视野。技术发展增进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为彼此交流、合作与团结提供了渠道。但我们也发现，文化和宗教不宽容、基于身份的政治鼓动和冲突日益增多。”“教育必须找到应对这类挑战的办法，同时兼顾多种世界观和其他知识体系。还要考虑到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组织方式，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㉑报告中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全球教育共同面对的处境，也是我们当今的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总体背景。对于新文科的丰富内涵，我们会逐步展开探讨，但现在如果主要从这一处境出发来看新文科的内涵的话，我们认为新文科的研究与教育在强调文科与理科、人文与科技交叉融合的同时，还要以超学科视野和共同体思维，面向生活世界中复杂问题的解决，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宇宙生态共同体”的建立，以促进最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为目的。
海德格尔后期主要用“天、地、神、人”来表达他的“存在者整体”概念，把“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的“自由游戏”称作“诗意地栖居”，在一个未来世界中，“存在者整体”也许还会进一步扩大，从“天地神人”扩大到“天地神人机”。因为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未来人类的研究和教育，无疑将面对一个更加复杂多元的生活世界或“存在者整体”，面对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也需要更早地做好处理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重大问题的准备。而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重大复杂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建构无疑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解决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问题是一切类型创新的终极基础和原始动力。
注释：
①如《新文科：一场学科融合的盛宴》(《中国科学报》2019年5月8日)，《“新文科”究竟“新”在何处?》(《中国科学报》2019年6月14日)，《新文科，学科融合的未来路向》(《广州日报》2019年5月21日)等文章，都提出这一观点，并且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和引用。据中国知网搜索，截至目前提到这一看法的文章已有40余篇。
②陈建新：《数智革命中的文科“死”与“生”》，《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③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eds.,Open the Social Sciences: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
④Sheila Tobias,“Revisiting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1980-1990”,Revised January 20,2016.https://www.asee.org/engineering-enhanced-liberal-education-project/background/new-liberal-arts-initiative.
⑤(12)“New ways from the liberal arts?”,Nature,298(1982):107.
⑥(13)Samuel Goldberg,“The Sloan Foundation’s New Liberal Arts Program”,Change: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18.2(1986):14-15.
⑦(24)Lori Varlotta,“Designing a Model for the New Liberal Arts”,Liberal Education,104.4(2018):44-51.
⑧David Caplan et al.eds.,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New Liberal Arts Series),The MIT Press,1984.
⑨吴岩：《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6月20日)，光明校园传媒2019-6-26，https://mp.weixin.qq.com/s/fgPd4eJSnNTz5usbJ9hBfQ。
⑩《教育部：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央视新闻19-02-2614：59。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26513734309189719&wfr=spider&for=pc。
⑪《教育部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新华网2019-4-30日电。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4/tjx/mtjj/201904/t20190430_380202.html
⑫(14)详见赵奎英《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研究的五大动向》，《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⑬(15)J.Thompson Klein et al.eds.,Transdisciplinarity:Joint Problem Solving among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Bern:Springer Basel AG,2001,p.4.
⑭(16)(18)(21)(22)(23)(29)G.Hirsch Hadorn et al.eds.,Handbook of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Springer,2008,p.VII,p.24,p.400,p.29,pp.400-401,p.30.
⑮(17)(30)Darbellay et al.eds.,A Vision of Transdisciplinarity:Laying Foundations for a World Knowledge Dialogue,Raton:EPFL Press,2008,p.xx,p.206.
⑯(19)(20)Erich Jantsch,“Inter-and Transdisciplinary University:A Systems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Policy Sciences,1.4(1970):403-428.
⑰(25)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⑱(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⑲(27)David Abram,The Spell of Sensuous: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pp.17-18.
⑳(2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297页。
㉑(3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本文转自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J].南京社会科学,2020(07):13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