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内许多大学对“政治、经济和哲学”（Philosophy, Politics & Economics，PPE，以下简称“政经哲”）这一跨学科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设立相关的专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较早设立这一专业的大学先后举办了交流办学经验的研讨会。这个新兴专业也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成为高考招生的利器。而从世界范围看，政经哲专业经过10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30多个国家超过二百所大学或学院中立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跨学科本科教育项目。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从2008年开始设立政经哲专业，迄今已经培养了11届240多名毕业生。检视元培学院这十几年的努力和尝试，可以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中发展政经哲这样的跨学科专业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牛津大学在1920年率先创设PPE的跨学科项目时，是要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的新情况，尝试革新培养公职人员的方式。提到PPE项目的设立，就不得不提作为其模板的“人文经典”（Literae Humaniores，通常称“Greats”）项目，这一历史悠久的项目设立于1800年，主要通过古代哲学、古代历史与古典语言让学生了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以此作为进入公共生活的门径。作为该项目的代表人物，教育家、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的院长、著名的柏拉图英译者乔伊特（Benjamin Jowett），把对古典文本的阅读看作是培养学生未来从事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要手段。从伊顿公学到牛津的“人文经典”项目，构成了英帝国管治的重要环节，多位印度总督都是该项目的毕业生，浸淫古典文明所获得的整体世界图景与人性理解为面对多文明、宗教和民族的帝国管理提供了基础。与“人文经典”的古典倾向恰相对照，新项目最初被称为“现代经典”（Modern “Greats”），似乎专门为不会希腊语的学生量身打造（Greats without Greek），代替通过古典语言和人文教育来培养公务人员这一传统做法。新项目以现代哲学（笛卡尔之后）、现代政治/历史（主要是18世纪之后）和经济学为核心建立了政经哲荣誉学院。最初章程规定项目的目的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原理”。项目要求学生在以下八个领域通过考试：

（1）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2） 1760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和宪政史

（3） 176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和经济史

（4） 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史

（5） 政治经济学

（6） 下述三个领域至少两个领域的必读书要求

①  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

②  政治哲学

③  政治经济学

（7） 哲学、政治和经济的其他专门领域

（8） 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翻译

牛津大学PPE项目的最初设想，有意突破古典教育在英国顶尖大学中的支配地位，为吸纳未受古典教育的社会阶层进入公共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在牛津这样重要的英国大学中的发展，依据布赖斯（James Bryce）和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宪政与公法研究，梅因（Henry Maine）和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的比较法律史研究，将政治法律制度的比较历史研究与新兴的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逐渐取代了古典文明的思想视野与方法，作为公共生活教育的主要方式。时至今日，牛津PPE项目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它在当代英国公共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英国的诸多内阁成员、下院议员和政党领袖，以及有影响的媒体人士都是PPE项目的毕业生。PPE项目已经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和渠道。正是出于为公共服务培养精英的初衷，PPE这一跨学科项目更多强调的是学生接触到的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培养的是处理公共问题的所谓“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家。因此，政经哲的杰出校友，更多集中在政界和媒体界，而非学术界，这与之前的“人文经典”（Greats）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虽然也像乔伊特希望的那样，培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文人政治家”（literary statesmen），但也有相当多的杰出毕业生活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

北京大学从2008年开始，由哲学系、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在元培学院建设政经哲专业，2017年经济学的合作单位改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最初尝试设立政经哲专业，受到牛津大学PPE项目很大的启发，希望汇聚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力量，培养领导型人才。但在长达十几年的建设过程中，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环境与整个社会的结构与英国的差异，项目实际上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点。

元培学院政经哲项目与牛津大学PPE项目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北京大学的政经哲专业，成为一个具有强烈学术取向的“学霸”项目。牛津大学最初设立PPE项目，是要突破主要面向贵族子弟的古典教育对于大学教育的垄断或主导，但放松古典语言要求，同时引入经济学等新兴社会科学，在当时的学者看来，意味着教学水准的降低。PPE项目本身强调广度的色彩（或官方宣传的所谓“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也使一些人诟病这一项目欠缺学术性。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主持建设这一跨学科项目，无论是学院作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实验田的“实验班”色彩，还是政经哲项目本身对“跨学科”的强调，都吸引了一大批成绩优异、富有学术理想的学生加入这一项目。中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学术中心的氛围和推崇高学历的社会心态，使这些同学往往在就读政经哲专业之后选择以攻读研究生学位作为下一步的主要规划。元培学院培养的政经哲本科生中超过3/4的学生选择进一步深造，其中不少人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已经有多位同学完成学业，进入国内一流高校任教。事实上，高度的学术取向不仅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政经哲专业的特点，在国内较早设立政经哲专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有所体现，这两所学校政经哲专业的首届毕业生绝大多数也选择了进一步深造，并被学校作为专业建设成功的主要标志。政经哲专业的学术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一项目在中国大学变成了毫无经世色彩的理论项目。恰恰相反，政经哲专业之所以在社会上受到相当普遍的欢迎，和专业潜在的实用前景，特别是因为引入经济学而增加的就业吸引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当一批政经哲毕业生在硕士深造后选择就业工作，进入收入较高的行业，政经哲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但与英美PPE项目毕业生较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相比，国内政经哲项目的毕业生经过硕士深造后的职业选择，仍然比较偏向于企业和金融等要求一定经济分析专业能力的部门，而与原本设想的“通识与通才型领导者”颇有距离。政经哲项目的培养特色，并不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和行政管理提供相应的领导人才，而是力图结合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各自学科特色，偏重学术能力培养的跨学科项目，这一点可以说是国内高校建设政经哲专业的突出特点。 

2015年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建设的主线。大部分大学建设政经哲专业与“双一流”建设在时间上刚好重合。政经哲专业的学术化也与“双一流”的学科建设相互呼应，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要求与政经哲项目本身的跨学科特色之间也面临相当大的张力。虽然元培学院最初设立政经哲项目时试图兼顾“适应力强的领导型人才”与“高质量的研究型人才”，并无意将重心完全放在政经哲的学术化发展轨道上，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校内外的教育环境还是使政经哲专业的发展很早走上了学术化的道路，即使对于那些计划在本科或硕士后就进入企业和政府机关就业的同学来说，政经哲专业的培养方式也主要是围绕学术能力的训练展开的。从而使元培学院政经哲专业的管理者面临专业化和跨学科之间张力这一重大问题的挑战。

政经哲专业的学术化倾向和面临的挑战首先就体现在这一专业的教学方案，特别是课程安排上。英国大学本科学制是三年，牛津PPE项目要求学生在第一年完成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向各类导论型课程后，后两年再在至少两个方向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即使考虑到后两年的教学可以借助灵活的课程选择触及相当宽阔的知识领域，PPE项目整体的课程要求也无意涵盖三个学科的全部领域（比如在哲学领域，早期较多集中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而且，与课程讲授（lectures）相比，牛津PPE项目的灵魂是导师研讨（tutorials）和三个学科不同领域的考试论文。通过这些教学安排，PPE项目希望发展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职业规划的技能。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是四年制，各高校的政经哲专业都力图在四年的培养年限内尽可能地容纳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各专业学科的主要教学内容。这一点是国内政经哲专业教学方案的一个普遍特点。国内各高校的政经哲项目总学分数普遍偏高，许多达到160—180学分，不仅涵盖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也包括了这三个学科大部分的高阶核心课程，以及数学、外语和计算机等方面的课程要求。这并非仅仅是政经哲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的选择，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实际需要——大多数政经哲专业的学生计划进一步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必须在保研等关键环节与相关专业院系的同学竞争，因此也必须完成相应院系的专业核心课程。可以说高学分的教学方案是国内政经哲项目因为学术化和专业化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教学方案的这一高学分特点，导致政经哲专业学生学习压力很大，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政经哲这一跨学科项目的学术化给教学方案的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政经哲专业的教学方案，针对这一困难，进行了调整，通过增加教学方案的灵活性，扩大学生课程选择的范围，利用教学方案的弹性来解决这一跨学科与专业学术化之间的张力。大体来说，元培学院的学生在政经哲专业的学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基础阶段，要求学生完成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学科基础课，一般需要在每个方向至少修3门课程，课程选择虽然有一定弹性，但一般来说，在政治学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学原理”（或“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前沿”“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在经济学方向需要完成“经济学原理”（可以在经济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同类课程中选择）、“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从 “哲学导论”“宗教学导论”“西方哲学（上、下）”或“中国哲学（上、下）”中选择3门哲学方向的基础课。学生大致需要用三个学期完成这些基础阶段的课程，并评估自己对三个专业方向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在第二阶段选择其中一个方向作为政经哲的主修方向。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中，有的专业方向（如政治学和经济学方向）明确规定了必修的课程要求，但总的来说，学生主要以相当自主的方式从50多门课的范围内完成42学分的限选课要求。课程的选择范围不仅包括哲学系、政府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所有课程，还包括社会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历史学系和中文系等院系的相关课程。借助元培学院强调自主学习和自由选择的传统，政经哲专业在学术化的要求与跨学科的形式上取得了一个平衡，既满足了不同学生攻读国内研究生、出国深造和就业等不同规划的需要，也避免了教学方案过高的必修学分数要求给学生带来过度的学业负担。

元培学院采取的这一教学安排形式，与元培学院牵头组织建设政经哲项目的制度特点有关。从世界范围看，组织建设PPE专业的有两类机构：大学的本科学院和专业院系。牛津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最初建设PPE专业时成立了一个新的荣誉学院（the Honour 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这推动了各学院（Colleges）聘请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导师（tutors），而政治学和经济学建立专门的院系都在此之后。事实上，由于PPE专业在牛津大学的设立早于社会科学在学术制度上的专业化，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PPE项目实现的。其他大学因为设立PPE项目的时间大体晚于学科的专业化，要么将项目放在本科学院，要么委托专业院系。比如美国宾州大学设立在本科文理学院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放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本科学院中（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弗吉尼亚理工和约克大学都为PPE项目专门设立了类似本科学院的中心或学院（Kellogg Center for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杜克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PPE项目都设在政治学系，伦敦经济学院2015年新设立的PPE专业则放在了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中国大学建设政经哲项目的组织机构，同样有这两类情况。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属于第一类，都是由本科学院类型的机构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委托哲学专业院系主持建设政经哲专业，南开大学牵头建设的院系是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放在公共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哲学院和经济学院合作建设，而山东大学则整合了经济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三个学院的力量，轮流主办。本科学院与专业院系主办，各有优势。本科学院更利于推动政经哲专业的跨学科特色，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安排，但需要倚助专业院系的支持才能实现培养目标；专业院系拥有强大的教师队伍和全面的学科建设力量，能够更持久有效地推进教学目标，但在如何协调不同专业院系的学术力量和教学目标，实现政经哲的跨学科视野方面则面临不少挑战。元培学院针对政经哲专业，邀请来自各专业院系的导师组成政经哲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的一些老师，是从十几年前政经哲专业建立伊始就参与专业教学方案的设计与调整，对政经哲专业的历史沿革、教育目标和历届学生的情况都相当熟悉。更多是借助参与政经哲专业建设的各相关院系导师的热情、智慧和投入，元培学院政经哲项目才可能努力在实现高标准的专业学术训练的同时，探索不同学科结合的路径和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维持政经哲项目三个学科的基本学术标准的同时，针对学生不同的发展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元培学院政经哲专业的教学方案，通过扩大学生专业高阶课程的选修范围，提供不同院系课程的替代，允许学生选修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程等方式，为有志于学术发展的同学提供了在政经哲架构下进行深入学习的方式。

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弹性的教学方案、灵活的课程选择，也意味着大部分同学并不是按部就班地遵循统一的教学方案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二年级之后的深入学习阶段，而需要不断评估自己的特长，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从而实现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元培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师，依赖从相关院系聘请的元培导师对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时，为了解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路径面临的各种问题，政经哲学会应运而生。政经哲学会，或“政经哲学社”，是在元培学院政经哲专业相关方向的学科联系人制度上发展形成的高度自主的学生学术社团。政经哲学会不仅组织学科讲座、导师见面会、经验交流会、课程论文评议会等常规活动，还建立了一套从政经哲专业新生入学的“新生宣讲会”开始，涵盖低年级的经典读书会，不同年级的系列讨论班和高年级学术小组与工作坊的学术活动系列，从而逐渐形成一个包含元培导师、已经从元培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和不同年级的本科学生在内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生在政经哲专业的学习提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政经哲学会会定期收集学生的意见，对教学方案的修订和导师的选择提出建议，交由政经哲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政经哲学会的存在，不仅部分弥补了跨学科学习中导师指导方面的不足，也鼓励学生能站在整个专业的宏观角度考虑跨学科专业中知识框架的构成问题，后者成为自主学习非常重要的环节，增进了学生对政经哲专业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元培学院发展政经哲专业的模式，与元培学院的整体教学特点和书院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自2001年北京大学建立元培计划实验班起，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择课程的“双自由”政策就是元培模式的特点。元培学院具有浓厚的自主学习氛围，重视学生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探索。而且，作为一个具有通识教育使命的本科学院，元培学院在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方式。元培学院协调政经哲专业的专业学术要求和跨学科的方式，其实质是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三方面的基础课作为准通识教育性质的“共同基础课”，通过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下一步专业研究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宽口径的能力训练，也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志趣，然后在此基础上得以进入相对专业化的深入学习。

但这一方式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专业设想的跨学科视野并没有有效的课程保证。由于国内建设政经哲专业之时，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经是发展非常成熟的专业学科，并不像牛津大学一个世纪前设计PPE项目时可以借助现代学科形成初期的开放性，将政治的比较历史研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与新兴的社会科学方法尝试以导师研讨和主题论文等制度形式结合起来。政经哲专业的教学方式仍然是将业已成熟的各学科教学体系中相对主题接近的讲授类课程组合在一起。教师大部分并没有受过跨学科方面的训练，对跨学科的研究也处于尝试阶段，事实上，更多是政经哲专业的学生将不同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的课程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加以化合，这一过程的现实效果往往与理想相去甚远。在建设过程中，元培学院的政经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相当重视，也采取了一定的举措，试图通过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合作开设研讨班的形式探索跨学科教学的新形式。

本科研讨班，是元培学院最初论证政经哲专业时就重点设计的一项制度，希望通过在本科教育阶段引入当时还相当少见的研讨班制度，既能一定程度实现跨学科的学习和讨论，也能有助于学生将专业学习的思考向社会方面延伸。但在现实执行中，并不容易将高阶的专业学术研讨、跨学科的问题视野和现实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一次尝试是2015年秋季学期开设的“社会公正与中国实践”的研讨班，由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和社会学系张静教授联合讲授。该研讨班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的角度考察社会公正的概念和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践，从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出发探讨在中国如何形成和建立公正体系。三位老师分别主持不同理论的讨论和案例分析，但都全程参与课程教学，引导学生讨论。课程内容涉及了政治哲学、伦理学、社会制度分析和经济分析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是将深入的学术研究、跨学科的视野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难能可贵地结合在了一起。但组织这样的研讨班，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下，只有各学科较为出色的教师才能胜任，而协调他们的时间，长期稳定地开设此类课程面临很多困难。这大概也是政经哲项目未来发展跨学科课程，推动学生将不同专业的学习方法综合运用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国外的PPE项目也有许多类似的设计。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Chapel Hill）的PPE项目就在高年级开设了讨论分配正义、权利分析，以及道德与制度这些问题的高阶研讨班（capstone course），伦敦经济学院设立了PPE的跨学科研讨班，曼彻斯特大学的PPE项目要在第三年必修Topic in PPE的研讨班。政经哲专业需要找到制度性的形式确保学生前几年在不同院系的专业课程中分别学习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能以某种方式综合运用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上。高级研讨班和系列工作坊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建设方向。另一个值得考虑的解决办法，是建设政经哲专业的硕士项目，将此类跨学科的主题性研讨的学术模式制度化。可以说，建设政经哲专业的硕士项目，会极大推动研究生教育中跨学科形态的发展，也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各高校本科政经哲专业更好地平衡专业化与跨学科的要求。

政经哲专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学术化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张力。中国政经哲专业采取的以专业化学术训练为主的培养方式之所以对学生参与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的领导能力准备不足，并不仅仅是项目定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政经哲相关专业相当国际化的学术导向。因此，与牛津大学当年设计PPE项目的现实考虑和政治关联相比，中国政经哲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接触的社会科学与政治思想，并非直接发端于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的现实问题，而是在系统化和国际化的学科知识体系中由国际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所主导，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经哲专业学生掌握的概念工具、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在面对私人部门或经济领域的活动时更加适应，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有所欠缺。在这方面，元培学院通过在限选课范围内增加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方向的课程，重视对中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方面课程的建设，促使学生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但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与公共服务方面的领导能力培养的脱节，要在整体上克服，仍然有赖于中国大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多面向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

总的来说，从元培学院的经验看，政经哲专业的学术化，是中国整体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机制作用的一个结果。中国大学的政经哲专业，主要并非一种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受到高考选拔机制的整体制约，进入政经哲专业学习的同学，更多是出于对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兴趣，以及潜在的就业前景的吸引，而很少受家庭背景等社会阶层因素的直接影响，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的政经哲专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英国PPE项目始终面临的“精英化”批评。但这也意味着，政经哲专业虽然在制度上实现了本土化，但在知识上和社会机制上，都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一样，还未能充分确立与中国社会共同发展的互动形式，仍然存在一定的脱节或不适应之处。对于一个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整个社会环境，都在不断变革的时代来说，这种张力或许也是推动进一步探索和改革的动力，但如何在专业化日益强化的环境中，推动政经哲专业借助其跨学科视野，将人文社会科学背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文明积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更有活力的对话，仍然是决定这一专业能否在未来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