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或者说跨学科的交流互动、学术融通，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追求，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有效途径。现在的新兴领域和前沿学科，应该说都是“交叉”的结果。
学科本是一种学术门类，是知识的特定分支；但它所承载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与眼界。学科交叉之所以必要、之所以可能，其内在依据在于整体学术逻辑的根本相通。所谓“学科交叉”，有不同层次：包括人文学科之间、社科学科之间、管理学科之间的交汇，也包括人文—社科的交叉，更进一步是文理工农医之间的沟通。“交叉”首先靠学人的交往与交流，在对话中“活”起来，“动”起来；通过互动，带来知识、思想和方法的碰撞切磋。也就是说，在学术多元、学科分化的大背景下，“学科交叉”自“学术交流”始，争取达致“学科交融”的境界。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学界追求的自然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基于新形势的主动、自觉推动。事实上，“交流”“比较”本应是学者的思维特性；其交叉点，正是引领学科创新的生长点。真正的学术进步，是学科之间“融通”“化合”产生的启迪和开创。
世界一流大学要靠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学科、一流设施简单相加的结果。除去各类硬性指标，一流的开放环境、一流的前瞻思维、一流的沟通方式、一流的和谐关系，以及一流的服务保障体系等，都应该是题中必有之意。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离不开对学术、对学科的全方位理解。就学术发展的“历史大势”来说，学科的分化和融合，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张力，像韩启德院士所说，是一种不间断的、动态的分化与整合过程。《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所谓的“和”，是不同事物、不同见解之间形成的交流互动与协调；“同”，则是相同事物、见解的再现与重复。“和”有前景，有生命力；“同”则会导致呆板单一，缺乏创造性。
笔者来自人文学科，就从个人的观察说起。我们如何全方位理解文科？文科不是单一学科，也不等于若干单一学科相加；它是一个综合体，是观察世界的特有视角与眼光。文科不仅致力于文、史、哲、语言、考古等学科的发展，也关心学人从能力素质到精神境界的全面成长，培养学生的广泛兴趣和基本修养，带来润物无声的心灵滋养。有抱负，有积累，有情怀，才有创造力；有学人的全面成长，才有学术的全面成长。造就学人、形成学人精神的文化氛围，是文科的义务和责任；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形成优质的学术共同体，建成优势的学术集群。
一流大学的引领力，在于它所贡献的知识和思想。而所有开创性的知识和思想，实际上都受益于开放的环境。所谓“开放”，并不只是各类条件的放开，同样重要的是要鼓励心态放开，激活多种维度的思考，引导敏锐犀利的交锋。问题导向是重要的牵动力量。“学科交叉”不是现成的拼盘，而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追寻学术根本目标，彼此之间在自然状态下的交流和对话。我们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应用学科发展，也要关注整体性、深层次的研究，关注这个时代、这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根基性问题。
文科的活动场域不仅有课堂，有书斋，有图书馆，也要有田野考察，有社会调研，有国际、国内学界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多场域、多学术背景的交流对话过程里，知识会有生发、拓展，会刺激出新的疑问和想法。
笔者访问过哈佛大学东亚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都有很深的感触。哈佛大学东亚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系科，它是东亚语言和文明研究的综合学术环境，教授和学生们做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的研究，做不同历史时代的研究，做不同方向的文化研究。有的老师侧重于历史，有的侧重于语言，有的侧重于文学；指导教授都是多学科方向的组合，学生也在交叉的背景下学习。2014年笔者在东亚系开设的课程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ng Civil Service，参与的博士生来自历史学、文学、法学、宗教学等不同方向。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学术讲坛，总是汇聚着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学者，同台开课，“结伴”研讨。史语所既有历史学学者，也有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学者，是多学科融汇于一炉的学术研究环境；会议室、阅览室、休息室、楼道，处处都是畅谈交流的场所。
蔡元培先生自1917年始在北京大学主政，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纯粹是政治口号。当年蔡先生着眼于北京大学实质性的学术发展，引入不同的学术代表人物、学术流派、学术主张，精华汇聚一堂。正是他们的存在，创造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蔡先生曾经说：“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所谓的“学理”，是指基础学科；而“术”是指应用学科。蔡先生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皆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这样一种兼容并包、学术兼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北大。北大有一代代纵贯不同学科的大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传承的环境，北京大学“守正创新”的学术传统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于2016年成立。学校希望搭建一个促进学科交叉的平台。文研院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首先是要凝聚学人，请不同学科的学者走到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带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文研院和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合作，推出主题为“科学·文明”的研究系列。其中韩启德院士主持过赵鼎新教授的讲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及其后果”。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逻辑与方法的影响，但二者的研究方式亦存在重要区别，这正是学科对话的基础与空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文研院与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合作，推出“叩问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角”系列，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认知，可以说是自然与人文学术的本源问题，一批顶尖科学家为我们带来了对于该议题的前沿探索。考古学、人类学、古文字、古文献、地理学的学者，推动了“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的讨论，探研中华文明的奠基与构成。文研院请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学者，共同进行“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该系列讲座，已经以《多面的制度》为题正式出版。北大的青年学者以文研院为平台，举办了“多文明工作坊”。老中青三代学者围绕“多文明互动与比较”的重大议题，联合推出了“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文明之间：现代世界的多重构造”“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三个系列，从中东到南亚、东亚以至非洲、拉美，呈现出各个地区古老文明融入现代的不同路径；在对文明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观察中，揭示文明的多元性和复合性；进而展开各个文明相互构造、关联、嵌入与映照的历史过程。其中，学者们特别关心在宇宙观、思想与观念构造、文明论等精神层面的互通，通过多学科交互探讨，有效深化了相关的认识。
这些活动吸引了多方面的学者参与。2017年文研院与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流变中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in Flux），与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PSL）及伦敦大学学院联合举办了“古代字体与古代文本”（Ancient Scripts，Ancient Texts）主题学术会议。北大从事考古学和出土文献学研究的朱凤瀚教授、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段晴教授、世界史昝涛副教授、宗教学叶少勇副教授、古文献学程苏东副教授、研究国际关系的刘海方副教授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与英法学者聚焦核心话题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2019年文研院在“北京论坛”框架下，由段晴教授主持，继续举办“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分论坛。英国学术院院士Nicholas Sims-Williams、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Christopher Woods、美国汉学家Edward Shaughnessy、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荷兰莱顿大学佛教学教授Jonathan Silk等来自中国、法国、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日本的26位学者，围绕早期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埃及的书写实践，探讨文明起源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构成与融通。论坛着眼今日世界正在经历的文明巨变，为关注早期文明的书写行为及文字符号的中外学者提供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有效深化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相互理解与密切合作。
2020年6月6日，文研院与数字人文中心联合举办了云端论坛：“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哈佛大学Peter Bol教授、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Dagmar Schafer教授、荷兰莱顿大学Hilde De Weerdt教授、史语所的陈熙远研究员和笔者，围绕数字人文方法如何推动历史学发展、传统史学的格局将如何改变、数字人文方法面临的挑战与需要突破的瓶颈等前沿学术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人文，是数字化、智能化环境下多学科汇聚的学术增长点，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法、新范式，注入了新活力，是迄今文科与理工科之间跨度最大、相对最为成功的跨学科合作，也是新文科重要的启动引擎。
文研院到2021年7月为止有175位邀访学者，学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艺术学、建筑学等。在文研院的内部讨论会上，大家会从不同角度，就某个专门议题提出不同的切入点和各自的质疑，启发学者在原有学术基础上深入思考问题。大家有研讨，有实践：历史地理学者指导大家绘制地图，简牍学者为大家现场讲解秦汉简牍，古文字学家、书法史研究者帮助大家解析墓葬出土文字，考古学者率队前往二里头、河西考察，彼此之间积极愉快的学科互动、切磋琢磨，在很大程度上开阔、提升了每一个人的研究视野。
以历史学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学科交叉如何开启新的窗口，带来新的刺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地方提到历史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从一个相对广义、开阔的角度谈历史科学，他们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历史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包容综括的学科。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开篇就说道：“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研究本身的多学科综汇性十分突出。历史学关注的是多方面的问题，不仅有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科技史，也有生活史、环境史、物质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如此丰富的面向，实际上都和相邻的学科有密切的关联和互动的关系。
多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向社会科学寻求理论与升华，出现了新的阐释模式；社会科学界向历史学寻求资源与灵感，出现了所谓的“历史转向”。学界标举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政治学等，不是名称的叠加与转换，而是尝试新型研究范式的努力，揭示出互动深化的可能。
即便历史学本身，如今也不能单靠传统方式支撑。历史文献阅读与文本分析，会藉助数字人文工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2005年开始，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史语所合作，开发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这不是简单的史籍检索资料库，而是一种关联型、结构型、谱系型的资料库。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手段被引入古籍的智能整理，成为多学科合作的重要尝试。多种类型、多重手段的互联，使历史学者有了新的工作方式，有了更多量化统计与质性研究的对话；有了新的手段处理“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触发了学术机制的重组重构，开始了大跨度文理交叉的试验与实践过程。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联意义，越来越凸显。“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早为学界关注，二者学科边界本有交汇，亦无轻重之分。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不仅盘桓于学者心中，也实质上推动着研究前行。今天的田野考古仍然从事扎实的基础性发掘工作，仍然以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关注对象，仍然不仅做器物碎片的连缀拼合，也做“时代碎片”的连缀拼合。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考古学已经有了更加开阔的学术视域，更加丰富的技术手段，有全球定位系统空间分析，有航空遥感观测，有实验室测试，科技考古成为考古学中蔚为大观的重要分支。诸多新发现、新成果，促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思维方式的产生。
人文学科注重体验、直觉与感知，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90年前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足迹，文研院先后组织了几次西北考察，包括居延遗址考察、内蒙古长城内外考察、陇东宁南考察、河西石窟寺考察。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人类学、地理学的学者参与下，如李零老师所说，考察过程就是“走会”，边走边谈，全程都是研究和讨论的过程，对于历史情境也有了新的体悟。
2019年6月考察团曾经到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进行科考，考察了早期祭祀遗址朝那湫、战国秦长城、汉唐古驿道、魏晋石窟寺、宋夏古战场。大约1000年前，这一带是宋夏战争的战场，当时宋方在山谷地带建起了众多大小堡寨。在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结合比对的基础上，考古文博学院的刘未老师制作了“北宋环庆路堡寨分布图”。考察中，找到好水川之战的古战场，登上了羊牧隆城，这是当年北宋为抗衡西夏而建立的重要堡寨。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泾原安抚使王尧臣曾经说：“渭州笼竿、羊牧隆城、静边、得胜四寨，内则为渭州藩篱，外则为秦陇襟带。”北宋中期的兵书《武经总要》对于羊牧隆城也有记载。1041年，就在这个地方，宋军与西夏进行过一次殊死争战。这次严酷的遭遇战，打得非常惨烈。宋方失利后，逐渐调整了西北的战略方针。羊牧隆城址，位于宁夏西吉县火家集村，遗址的轮廓至今仍然非常清晰。攀爬到夯筑的城墙上，考察团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也比对了20世纪70年代美军卫星拍摄的当地照片，对于地形地貌、周边形势有了切实的了解。过去从文献中看好水川之战，只有平面的想象；实际踏查了当年宋方行军作战经历的镇戎军（固原）、怀远城（西吉偏城）、羊牧隆城之后，对于约1000年前发生的这次战争，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察。
不同学科的学者愿意一起阅读、一起研究、一起调研考察、一起讨论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在共同追索着内心的一些问题。有了问题导向，才有更加明确的追寻目标。例如，“叩问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角”这个系列，就是因为学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变化过程中，有新的研究和思考，希望能够追溯生命的本源，探讨生命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所以生成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关注“文明”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对其切入和讨论，实际上要靠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议题来带动。“问题追索”带动了学科交叉。
笔者个人的研究思考中，也有这样的例子。1988年笔者在美国宾州大学参加历史系的一个讨论课，这个研究生读书课由两位不同领域的老师一起主持。课上读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Douglass North的著述以及相关文章，讨论到一个重要议题，即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的问题。在阅读讨论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研究者指出信息渠道越多，总的信息成本反而越低。当时笔者很惊讶，于是这问题一直萦绕在脑际。1997年在耶鲁大学访问时，校园里张贴着各种各样的海报，Newsletter上也有各类活动的布告。笔者注意到法学院学生组织的开放课堂讨论，主题是说，Truth Seeking（对于真实的追求）是不是法庭辩论的目标。看到这个议题，笔者就想到，中国古代的帝王、朝廷要收集地方上的社情民意，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不是要“追求真实”。从这些思考起步，追踪考察历史上帝王和朝廷经营信息渠道的根本目的何在，途径何在，后来还就此申请了“唐宋时期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这一课题。这个议题，实际上是受到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启发，而且在研究进展的过程中，也和社会学、管理学有很多互动。
这个议题逐渐发展为“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现在仍然吸引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推动讨论不断深入。周飞舟教授谈《政府行为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渠敬东教授讲《信息的社会机制》，都自实践观察及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带来新的思考路径。莱顿大学的Hilde De Weerdt教授从2015年开始在欧盟主持了一个相关课题：“Communication and Empire：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关注“信息沟通与帝国”的问题，研究社会与政治网络的作用，运用数字人文、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人物传记资料库等诸多分析手段，讨论中国古代制度问题、技术问题、交通问题和社会人群的沟通问题。她讨论相关问题的专著《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中译本2021年8月已经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童永昌博士，也在美国学术刊物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刊发了研究论文Confronting the Job Shortag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in Song China，讨论宋代人事信息的商业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Information：A Historical Companion，这是手册一类研究指南性质的书。主编介绍说，由于有了现代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得以深入研究历史上有关信息的问题。从目录上，我们看到作者来自不同学科，他们关注的历史时代不同，关注的地域不同，而且切入的主题也不同。对于“历史上的信息”这样需要聚焦的重大问题，只有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切入观察，才有可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学术上的“专”和“博”，都是由研究视野引领的，收获是靠问题激发的。我们经常观察到，一些跨专业考来的学生，原本学地质学、材料学、医学、计算科学的，最终研究史学、哲学很有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他真有兴趣，真的肯下功夫；另外，看上去不同的学科门类之间可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些跨专业的同学，考虑问题的时候，思路比较活跃，不拘泥于单一学科比较固定的思维方式。这都让我们注意到多学科交叉融通的好处，视野的开阔会让我们以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方式去认识世界。
跨专业的交流肯定伴随着探索的艰辛。我们习惯于院系分类，学术背景之间可能有所隔膜，彼此领域的真谛或许不易把握，周遭徘徊磕磕绊绊总是难免。但人文社科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相通的，学者的志向与旨趣是相通的，摸索寻求与辩驳碰撞中的种种曲折，会带来“疑义相与析”的意外收获与乐趣。
我们今天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无论是学科，还是研究者个人，都要迎接未知的挑战；要不断推进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推进优势学术集群的成长和加强。学科交叉不是要把学科特点抹平，而应该是发挥各个学科专精的强项，激励各位学者独有的创造性，让其特性在交互刺激的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拓展。学科基础，是有效“交叉”的前提，是我们的出发点；实质性的对话，只有在沉厚扎实的根底上才有可能。在强化基础和鼓励交叉的探索历程中，学者的视域得以拓展，学术的厚度得以涵育；我们的思想也会产生火花，不断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