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总体方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有什么特点？
马怀德：《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案，是着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案，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进一步贯彻和升华。未来的评价需要适应未来的教育，评价观必须与时俱进、蜕旧更新。《总体方案》概括了教育评价的要义与精髓，为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指明了方向，对今后教育评价深化改革、科学转型，具有鲜明深刻、意蕴丰富的引领指导作用，是面对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有力回应。
柯政：《总体方案》吹响了新时代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号角。
这是一份直面问题和矛盾的文件。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教育评价改革就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总体方案》直面矛盾，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破立并举，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文件出台本身就是一种要打“最硬的一仗”的号召，就是要发起教育综合改革“攻坚战”的总动员。
这是一份抓住了教育改革“突破口”的文件。教育评价关系到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诸方面的改革，关系到政府如何管教育、学校如何办教育的重大问题。教育评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拦路虎”。如果教育评价改革有突破，整个教育改革都将活起来，即所谓“一子落而全盘活”，《总体方案》的出台，找准了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不仅是改革意志的宣示，也是改革思路的完善。
这是一份充分体现“综合”改革的文件。教育评价改革一方面是整个教育综合改革中的部分，另外一方面，教育评价改革本身也是一项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本身即体现了综合改革的理念。比如，在改革任务方面，《总体方案》除了强调要改进结果评价之外，还提出要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在评价对象上，不仅仅是评价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还要评价党委和政府、评价社会用人单位。从过去那种“项目式”的、单边突破的改革，到《总体方案》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我们对教育改革规律认识的一次重要深化。
刘湉祎：《总体方案》体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总体方案》以教育评价为支点，对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总体方案》以教育评价为支点，进一步从改革教育管理方式、增强教育活力着手，着力推动形成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对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方案》以教育评价为支点，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办”的重要指示，明确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为中国教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学校的办学治校、教师的教书育人、学生的成长成才，归根结底都必须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主线。《总体方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下决心解决办学治校的突出问题和弊端，促使校长专心管理、教师专心教书、学生专心学习，充分体现了引导学校确立科学育人目标的导向。
曹翼飞：我补充两点。三是遵循教育规律办教育。《总体方案》坚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科学导向，积极扭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局面。突出推进素质教育，围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出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科学设计德育目标要求；突出为教师“松绑减负”，真正做到引导教师心无旁骛潜心育人，形成青蓝相继、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四是引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注重“全面改”——从涉及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着手，分别设计改革举措，做到改革“全员全覆盖”；推动“系统改”——坚持统筹兼顾，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稳步推进，有效增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科学改”——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评价理念，结合国内实际，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推动科学有效解决问题，充分释放教育事业发展的生机活力。
记者：《总体方案》提出，要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五唯”的危害性体现在哪里？党中央、国务院为何如此重视破“五唯”？
马怀德：“五唯”的本质是教育评价标准的过度单一化。客观地讲，无论是分数、升学、文凭、论文还是帽子，作为教育评价的不同向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的现状，但在不同评价向度前都加上一个相同的定语“唯”，这就使得教育的评价向度变得相对狭隘且绝对，缺乏合理性、科学性与全面性。比如，对于学生的评价，只看重成绩，就背离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的精神要求；对于学校教育目标的评价，只看重升学率，就阻碍了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内涵式提升与整体性推进；对于毕业生和人才的评价，只看重文凭和“帽子”，就忽视了人才的品德、实际知识和能力水平等全方位立体评价的诸多因素；对于教师水平的评价，只看重论文，就失去了全面衡量教师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的能力、敬业的职业态度等多维尺度。总体来说，教育评价中存在的“五唯”问题，偏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消解了教育评价内容的丰富意蕴，影响了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不利于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教育强国的建设。
郝德永：长期以来，诸如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方式，严重扭曲了教育本质、背离了教育逻辑、窄化了教育价值、破坏了教育生态，严重制约教育的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形成正确的育人与用人导向、培养高水平人才、产出高水平成果、提升社会贡献度具有明显的阻碍效应。
破除“五唯”痼疾，纠正教育评价偏差，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清障”工程。其一，“破五唯”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前提。教育进入新时代，不仅需要明确新思想、新使命、新要求，更需要清理、消除各种旧思想旧理念、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各种失衡偏离路径、各种失当方式方法。在众多制约、阻碍教育进入新时代因素、要素中，教育评价的偏离与误导，具有根本性与根源性特征。特别是“五唯”痼疾，已成为教育进入新时代的“阻拦索”。破除“五唯”痼疾，是教育真正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基础。
其二，破“五唯”是教育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需要。评价制度改革对于教育综合改革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破除“五唯”痼疾，树立正确评价理念、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完善评价制度与方式，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必要条件与前提基础。
其三，破“五唯”是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破“五唯”意味着发展模式重构，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建立在“旧模式”退出与破解基础上。“五唯”不破，教育改革发展就难以打破规模扩张主义路径依赖。破除“五唯”痼疾，是我国教育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担负高质量发展新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业态的根本途径与重要抓手。
其四，破“五唯”是教育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需要。破“五唯”意味着治理体系完善，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保障。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公平合理、务实高效的教育发展体制机制、规章制度、方式方法等。“五唯”痼疾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面对的一块最硬骨头。不啃下这块“硬骨头”，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就会停滞不前、前功尽弃，甚至积重难返，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破除“五唯”痼疾，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内容，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重大举措与关键要件。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将破“五唯”落到实处？
马怀德：《总体方案》提出，要健全综合评价，并对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不同参与者、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类型提出立体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导向。这一方略的提出，预示着我国教育评价标准由单向度评价迈向多向度评价。其中，对于学生的评价，要把握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核心目标，避免对学生的单一化评价，建立健全多向度的评价标准；对于教师的评价，要重申教师最主要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将教书育人摆在更重要的地位，把学生能力的提升、科研创新力的增强、服务社会水平的提高作为重要参考因素，把对教师的评价推动向多元、综合、全面方向发展；对于学校的评价，要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从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加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以及党建带团建队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依法治校办学、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进行多向度评价。总之，新时代的教育评价要向着内涵丰富、充满鲜明探索精神的开放式科学评价迈进，要与学生的成长相匹配、与教育实践相协调，探索并完善立体多元、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人的蓬勃发展。
郝德永：破“五唯”并非去“五唯”，不“唯”不等于“不要”。破“五唯”，是以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新理念为导向，以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优化、完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行为为主线的综合化、系统性治理行动。
破“五唯”需要坚定政治立场、端正办学方向。破除“五唯”痼疾，关键在于提高政治站位，破“方向偏离”，从根本上解决重分数轻品德、重数量轻质量、重资历轻贡献问题。首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端正人才培养方向。破“五唯”需要突出强调育人原则与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其次，坚持以德为本的根本标准，端正教师成长方向。破“五唯”需要按照《总体方案》关于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的要求，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等要求，纠正教师职业认识误区、矫正教师发展取向偏离，明确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素质标准与成长方向。
破“五唯”需要明确政策边界，杜绝政策“后遗症”。人才队伍建设无疑需要支持性、激励性政策，实现人才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相匹配。但支持性、激励性政策的过度诠释与使用，会造成功利化导向机制。《总体方案》在教师评价部分明确提出，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不得把人才称号作为承担科研项目、职称评聘、评优评奖、学位点申报的限制性条件，依据实际贡献合理确定人才薪酬，不将人才称号与物质利益简单挂钩。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明确政策边界，约束落实、执行措施与行为，使支持性、激励性政策在合理区间运行，防范政策过度诠释与使用。
破“五唯”需要重构评价方法论体系。没有恰切的评价方法，就不可能有恰切的评价措施与行动。不解决评价方法问题，破“五唯”的思路、政策、方案与行动就无从落实与执行。破“五唯”需要建构整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教育评价过程中，一个常犯的错误是把某一要素指标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使其在与整体分离的状态下进行评价。当评价指标被赋予“唯”的定位后，评价方法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维评价变成了一维评价，造成评价行为的偏离。评价无疑需借助一定的数量化指标，但并非评指标、更不是评数据，而是在指标考量基础上鉴定质量与水平、价值与贡献，而这恰恰是《总体方案》的一大特色。
记者：《总体方案》已经发布，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贯彻落实，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马怀德：除了破除“五唯”，从“单向度”评价迈向“多向度”评价，我们还要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从结果性评价拓展到过程性评价。《总体方案》除了强调健全综合评价，还强调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这意味着将以往过度注重结果的教育评价机制，逐渐转化为结果与过程并重的教育评价机制。这不是对结果性评价的摒弃，而是要重新认识两种评价的互补性，通过过程性评价所具有的诊断功能来强化评价对教育过程的反馈效应，促进评价对教育目标的服务功能，增强评价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助推作用。
我们还要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从外延型评价转向内涵型评价。“五唯”现象大多体现为过度强调“看得见”、方便计量的外延型评价，对看不见的内在评价关注不够、重视不足。内涵型评价则关注起点，注重节点，不设终点，其并不以某项可见因素作为唯一指标，而是以学生进步的增幅与教育成效的涨幅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办学的参照系；既有在不同的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对比，又有历史进步维度上的纵向分析，它是以发展的眼光看教育，既了解学生们的过去，观察他们的现在，还要预见他们的未来，因材施教，真正使教育回归育人本位。
柯政：《总体方案》是一份总纲。下一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通过一系列政策部署，以评价改革作为抓手，更好地撬动整个教育综合改革，落实到工作的方方面面。结合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特征以及疫情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反思，我围绕用好教育评价改革、助推教育综合改革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第一，教育评价改革需要用好我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我们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切实加强党对教育评价改革的领导，以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评判标准，该改的就要坚决改过来。这也是《总体方案》提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的最大底气所在。
第二，教育评价改革要有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当今时代，人才对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凸显；教育质量对国民经济社会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直接。我们必须采取断然举措，把握好公平和质量的关系，坚决破除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脱颖而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评价制度，营造有利于高素质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如同《总体方案》所指出，真正“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第三，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坚持多元化。当前，我们的教育评价标准还过于单一、刚性。放眼世界，随着中国教育逐渐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教育评价需要新的顶层设计，以适应教育迈向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需求。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地教育差异大，国家在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体系时，要有弹性，要允许多把尺子，要支持和保护各地各校进行教育创新，形成办学类型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生态。（本报记者 汪瑞林）
